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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年二十九结束自己的工作后，小舅妈开始有意留心适龄青年帮忙介绍对象。这次大年三十帮忙介绍对象的故事是这样的：不知是小舅妈主动还是对方父母主动，反正小舅妈要帮本村邻里的女儿介绍一个对象，所以打电话给我的母亲询问有无合适的男孩，我母亲思考片刻后想到了外村自己姑舅姊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一个表弟）。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别询问男女双方父母安排本次见面，见面时间定在大年初二晚上六点，地点在女方家里。

　　这次相亲的男女主人公分别虚岁24和25，男生大专毕业后在唐山工作，女生常年在北京打工，两人可能只在过年期间才会回家。相亲过程很简单，作为媒人的小舅妈和母亲带着男方及陪同的家人，登门到女方家见个面，双方家人见一见、两个青年见一见，在简单寒暄一两句之后让两个青年加上微信慢慢聊，整个线下见面过程在五分钟左右。线下见面时，男女青年彼此合眼缘是双方继续聊下去的前提。这次见面后，小舅妈询问女方父母、母亲询问男方父母的答复都相对积极，也就是说两个年轻人有了继续聊下去的基础。

　　实际上，表弟在参加大年初二的这场相亲的前几天被父母安排参加了两三场相亲。这场相亲的女主人公也在前几天有过两次相亲的机会，但媒人的介绍被其父母婉拒，理由是“得先问问孩子的意见”，其实是女方父母没有看上男方的物质条件和长相条件。去年大年初五时，母亲曾给本村一个女孩介绍对象。这个女孩在那天下午五点和六点分别见了两个男生，第一个男生前脚刚走，第二个男生后脚就在媒人和父母的带领下登门见面。这种高效的海选式相亲是我的家乡这几年可以明显观察到的现象，相亲的主人公是长期在外务工求学的农村年轻人。

　　大年初二按照我们的风俗是回娘家的日子，在娘家的小舅妈和母亲也没有闲着。初二的下午和晚上，除了上文的这一场相亲，小舅妈还同时安排着另外两场相亲，总共三场。我的母亲作为媒人之一参与了其中两场相亲。小舅妈去年开始有意帮村里的年轻人介绍对象，成功介绍成两对（标志是男女青年定亲），也拿到了男方父母赠与的2000元媒礼。不过初二这场是亲情媒，即男方父母是我母亲和小舅妈的表姐，所以即使这对年轻人成功定亲，这笔媒礼钱她们也不能要。在跟她们聊天时，我发现过年期间农村的媒人很多，这些媒人分三类：

　　一是专业挣电话费的媒人，把介绍对象当作一种挣介绍费的工作来做。她们的主要目标是把男方领到女方家见面以赚取30元的所谓“电话费”，对男女双方能否成功定亲不太在意。她们会在村群等各种公共群里发布相亲消息，比如说“村里谁家有23岁左右的小伙子，某村有个差不多的女孩，有想法的请联系我”。如果是一个媒人的线元；如果有两三个媒人的话，男方父母要支付每个媒人30元；如果有三个媒人的话，男方父母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会选择给三个人共100元而非90元。这种类型的媒人赚的是快钱，过年期间每天都能领几个男生到女方家里见面，只要见上面就能拿30元的所谓“电话费”。在村里，人情通常是不折算成金钱的。媒人帮忙牵线搭桥算是人情，而帮忙牵线搭桥时的电话沟通费用可以折合成金钱，所以媒人的介绍费便以“电话费”的名目由男方予以支付。为了尽可能多地挣介绍费，她们会选择尽可能多地领男方到女方家见面、而不考虑男女双方综合条件是否匹配，相亲成功率较低，久而久之会丧失村民们的信任。有村民议论说：“她不靠谱，不看是谁都往人家女方家里领；她不在乎能不能成，主要是为了挣电话费。”

　　二是会对男女双方条件是否匹配进行综合考量的媒人，希望能让男女双方成功定亲。她们比较注重自己在村民中间的口碑，不会在明知双方门户不匹配的条件下安排年轻人见面。男女生的来源经常是她们的亲戚、朋友、邻里的孩子，以及亲戚朋友邻里居中帮忙介绍的年轻人，所以无法避免所谓的亲情媒。亲情媒就是帮亲戚的孩子介绍对象，媒人会不好意思要电话费和男女定亲之后的媒礼钱。她们介绍的年轻人通常来源于自己的熟人圈子或者有熟人一起居中介绍，更可能出现同时有几个媒人的情况。碍于自己的熟人在中间，她们不会非常随意地给男女青年拉郎配，而是会提前斟酌双方在物质条件、长相个头、学历文凭等方面是否匹配和门当户对，介绍的相亲成功率较高。除了把男生领上门见面的30元电话费外，还有可能拿到男女双方定亲之后由男方支付给媒人的媒礼钱2000元。我的舅妈去年开始有意识帮村里人介绍对象后，已经介绍成功两对。

　　三是任何村民都有可能在遇到合适机遇的条件下临时充当媒人的角色。文章开头那场我的表弟的大年初二相亲局中，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大姨）陪同，在这个过程中她母亲恰好碰见了我大舅家的孩子。相亲结束的第二天，她打来电话说自己的邻居家有个女孩儿跟我大舅家的孩子同岁，便在征询双方父母的意见后安排这两个年轻人加了微信先聊聊。当然，她不是专业的媒人、也不经常有意识地帮人介绍对象，只是在碰到合适的男女青年时顺手帮忙介绍一下。要不要电话费和媒礼无所谓，重要的是为人父母的他们明白今天结婚不易，在有合适的机会时也热心于帮助自己亲戚朋友的孩子相亲见面、帮其寻找一个好人家。可以说，村里的妇女都是潜在的媒人，且这种类型的介绍相亲很常见。

　　每到过年期间，各种类型的媒人都会涌现出来各展才能，对周边各个村庄的适龄未婚青年进行筛选和匹配。一个媒人每天会安排多场相亲活动，一个适婚青年也可能在过年期间参加多场相亲活动。这种热络的海选式相亲现象反映出农村社会过年期间旺盛的相亲需求。在村庄年轻人大量出外工作的背景下，媒人和父母只在每年年轻人春节返乡的窗口期有机会集中安排男女青年们见面。在外面务工求学的年轻人都回家了，在家乡周边常年忙于工作的年轻人也在这时候有比较充足的闲暇时间。一旦错过今年的窗口期，媒人和父母们便只能等待下一个春节来临再安排村里的年轻人相亲。在有限的假期时间里，相亲变得高效，媒人和父母们寄希望于让年轻人多相几场亲来提高成功的概率。小舅妈说：“过年这几天睡眠不足，每天忙着说媒的事儿，经常得说到晚上十点。”但Bwin必赢 必赢国际官网这种状态也就过年这几天，等年轻Bwin必赢官网 必赢入口人出去工作，媒人的生意也就暂时偃旗息鼓了。

　　今天农村的相亲活动不同于古代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一个区别是，父母能决定年轻人和谁相亲，但不能决定年轻人和谁结婚。父母在子代的婚姻大事中有不小的话语权，子代对于婚姻也有相当的自主权。相亲大致分两个环节：一是父母对对方的家庭物质条件、长相个头条件、学历工作条件等综合考量和筛选，只有那些双方父母认为综合条件相对匹配的孩子们才能列入彼此的相亲名单里，这是未来婚配的物质基础；二是媒人领着男方及其家人到女方家中见面，双方再彼此打量和了解一番，关键是两个年轻人要在这个环节观察彼此是否合眼缘、是否有相同的未来规划、是否有兴趣彼此深入接触，这是未来婚配的三观基础。虽然父母可以帮子代安排相亲，但后续能否顺利婚配全看年轻人的相处情况和意愿。操心孩子婚姻大事的父母们所能做的只是趁年轻人返乡时尽量多安排几场相亲，今天的相亲不行、明天再安排一场，有多个媒人介绍时甚至可以一天之内同时参加多场相亲。

　　返乡后的海选式相亲现象的发生，一是源于常年在外和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在家时间有限，窗口期机会失不再来；二是年轻人城乡两栖的工作生活状态存在张力，在外实现稳定就业和返乡相亲结婚存在冲突；三是年轻人婚姻恋爱观念发生现代化转型，对恋爱方式、结婚年龄、是否结婚等问题与父辈有不同的看法。在流动社会背景下，年轻人婚恋自主权较大，父母安排的相亲成功率较低，着急的父母只能尽量多安排子代参加几场相亲，或许年轻人就看对眼了呢？实际上，作为从小便脱离土地生产、外出求学和务工的一代，今天处于婚配年龄的年轻人在生活上实现城市化需要时间，在婚姻上实现城市化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对于相亲、婚恋的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迷茫，实现城市化的婚姻好像有些困难，回乡结婚又有些不甘。

　　我的堂哥去年31岁结婚，他大专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省会石家庄工作。大专毕业不久就过上了每次回家过年都被我伯母安排相亲和催婚的生活。对我的堂哥来说，他有在城市恋爱、工作和定居生活的想法，但毕竟不那么容易实现，所以每年回家还是在父母的催促和现实的要求下妥协、参加一些相亲活动，不过没有碰到合适的婚配对象。一直到前两年过年时，堂哥才终于在工作的城市谈了一个稳定的女朋友。去年，堂哥在伯父伯母的资助下在石家庄付了房子的首付、买了房子，完成了婚礼，初步实现了在石家庄工作生活的目标。

　　能否实现进城稳定的婚姻生活对年轻人来说是一步惊险的跳跃。我的堂哥大专毕业后花了十一年的时间才在父母的帮助下在本省的省会城市初步立足，在那边找到了较为稳定的工作，慢慢建立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在朋友的介绍下谈了恋爱，并在父母的资助下付了房子的首付买了房、结了婚。好在堂哥在这十一年的时间里坚持住了自己在石家庄工作生活的决心，熬过了每逢过年便被父母要求相亲结婚的压力，在被农村人看来年纪不小的30岁的年龄在工作的城市找到了结婚对象，实现了婚姻城市化的惊险跳跃。但对很多初高中毕业就在外务工甚至大专毕业到外务工的农村年轻人来说，刚毕业是不挣钱的，而农村父母希望他们刚毕业就结婚。这种条件下，年轻人在父母没有谈判能力，他们自己很难坚定地说出自己有能力在外有稳定的工作、在外找到一个结婚对象、在外买房定居和组建家庭。在父母每年过年的催促声中，农村年轻人们虽然心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听从父母的要求参加相亲。父母能做的只是帮年轻人们在本地寻找合适的相亲对象，很难帮年轻人们找到本地圈以外的合适的婚配对象。这种媒人和父母积极，年轻人消极的相亲活动体现出两代人对相亲的不同看法。

　　在农村生活的父代和在城市务工求学的子代具有不同的工作生活逻辑和婚姻观念。过年返乡相亲是两代人生活选择和生活预期的一次激烈碰撞，这种海选式相亲也是父代和子代的生活轨迹产生分野的情况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它背后反映了两代人的三个分歧：一是关于结婚年龄的分歧，即父母希望年轻人尽早结婚，而年轻人希望自己实现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再谈结婚、即使晚婚也很正常；二是关于婚后工作的分歧，即父母希望年轻人可以回到本地工作生活和组建家庭，而年轻人不希望丢下自己在外已有的工作、在家乡则不一定找到合适的工作；三是结婚对象的分歧，即父母希望能帮孩子在本地找到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能够一起稳定生活的生活搭子，而年轻人不喜欢被随便拉郎配、希望在婚恋问题上由自己做主而非父母介入和安排相亲。虽然媒人和父母很积极，但作为当事人的年轻人在这种海选式的相亲活动中显得相当被动，甚至抗拒。这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与两代人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我的父母一代生活在市郊相对结构完整的村庄里，可以实现就近就业、在村生活，所以村子的空心化现象并不严重。他们一代人在村庄的人生是稳定且可预期的，村庄社会生活也是他们得以参照和比较的全部，在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否则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主要任务就该是结婚，相亲只是结婚的一种手段。父辈的生命意义由村庄社会给予，亲戚朋友邻里是他们生活交往的全部人际关系，不能给孩子完成婚姻的父母会被周围的亲戚朋友邻里视为失败的人。笔者的母亲在过年期间跟亲戚朋友交流时曾有过这样的对话：“现在孩子大了不由人，但是按照我自己以前的想法还是想让他尽早完成学业、结婚典礼……谁先剃光头谁凉快，我先完成任务我没事儿了。”虽然是开玩笑的说法，但反映出华北地区的父母们身上有很多伦理责任，只有帮孩子完成婚姻大事后他们才能长舒一口气，在村庄社会中活出自己的意义。城市化加速发展以来，他们主要活动范围是在市郊本地和市区打工，打工的方式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早上出门打工、晚上回村生活，遇到村庄红白事时会在工作上请假参加村庄人情活动。打工赚的钱用来在市郊的村中翻盖自建房，或者购买本村和隔壁村小区的商品房。父辈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进城基础。

　　年轻人相比父母一代有更多的在外求学、务工经历，更少的村庄生活体验。他们是两栖生活动物，有村庄和城市、传统和现代两套价值规范，用哪一套规范来指导自己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过他们更多是用一种混合的价值系统在指导自己，不希望父母完全控制自己的婚恋。有的年轻人更偏向村庄规范，就在父母的安排下相对顺利地参与相亲；有的年轻人没有特别的偏向，虽然嘴上说父母在道德绑架，但还是会在父母的要求下尝试相亲；还有些年轻人更偏向现代性的规范，在婚恋年龄、是否认同相亲、是否婚恋的问题上与父母产生分歧，不同意参加父母安排的相亲、或通过不回家过年的方式来逃避相亲。越是在外工作和求学时间长的年轻人，可能越对父母的相亲要求采取不配合的态度。

　　以上三类对待相亲的观念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村庄年轻人：第一种是在本地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早早辍学，接触外界价值规范不多、对村庄传统规范较为顺从；第二种是有较长期的在外工作或求学经历，他们可能上完大专在本地或外地找了个工作，父母能做的是帮他们在本地相亲，而他们向往自由恋爱、希望工作稳定、不急于结婚，但刚工作的他们较难在外地实现婚姻和婚后生活的城市化；第三种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以及良好的婚姻预期，不希望在家乡相亲。在农村父母看来，第一类孩子最容易介绍对象，第二类孩子在父母的要求或道德绑架下也会妥协而参加相亲，第三类则跟父母有较为强烈的分歧或对立。但越到第二类和第三类年轻人，就越可能在过年期间相亲，因为他们或相关条件匹配的年轻人平时并不在村庄工作生活、只在过年期间才有机会让彼此见面聊一聊。所以在过年返乡期间，这种海选式相亲活动中的代际角力表现得更加明显。父母着急让年轻人把婚姻定下来，年轻人寻求婚姻的契合性，这种高效的方法可以满足两代人的需求。

　　返乡过年的海选式相亲是在家的父母和在外的子代的一次激烈碰撞，双方有分歧、有角力、也有妥协，双方也都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农村的父母在完成规定给自己的人生任务，年轻人在完成父母要求的线下见面任务，两代人的任务通过年轻人口中“父母道德绑架”的方式统一起来，在一场又一场的过年相亲活动中集中展演。事实上，推动第二类和第三类偏向现代或城市生活规范的年轻人返乡相亲的力量既在于父代的价值要求，也在于年轻人在向外飞的过程中遇到的现实障碍。进城的年轻一代就像往外飞的风筝，参加父母要求的相亲活动是他们向父母、向现实、向自己妥协的结果，和婚姻挂钩的相亲是系住他们的风筝线。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即父母不能决定他们和哪一个相亲对象结婚，这要由他们自己说了算。当父辈没有进程生活的稳定基础时，在外务工的子代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在外安身立命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所以他们对婚姻生活是充满迷茫和冲突的。一个在北京修车的发小寄希望于在北京找个富婆，摇身一变实现稳定的城市生活；另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发小则认为寄希望于在北京当上门女婿不靠谱，还是在家里找个结婚对象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