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相亲：深度媒介化社会的婚恋异化与情感困境品牌与公共传播
2025-03-05 01:34:08
傍晚时分，各短视频平台中的“相亲博主”们准时开播，九宫格画面里的一个个求偶者按照直播间规定依次展开自我介绍，并在时限内互问互答，情动时互留联系方式完成速配，网络俨然成了现代版“鹊桥”。
这场看似幽默且新奇的社交实验，实则是当代单身者情感困境的数字投射。直播相亲作为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新兴现象，不仅重构了传统婚恋的交往范式，更在虚实相织的赛博空间中，演绎着数字时代的情感政治与生存困境。当婚恋被进一步纳入效率至上的现代性框架，当私密情感被曝晒于公共空间，我们不得不追问：相亲实践的形式变迁背后存在哪些推动力？这场看似解放婚配自由的媒介革命，是否正在将人性推入更深的异化漩涡？
相亲是一种传统的择偶社交活动，通常是指在父母、亲戚、朋友或专业媒人的安排下，两个单身的男女见面，以了解对方是否适合作为婚姻伴侣的择偶社会活动[1]。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自由恋爱形式得到大力提倡，故而传统的相亲活动有所减少，其形式也出现了演变，如单位组织的集体相亲、公园出现的相亲角、婚姻介绍所等。
与此同时，媒介的发展与普及也推动了相亲实践的媒介化：电视上，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相亲速配类综艺节目一经播出便红极一时，引发了对于婚配问题的广泛讨论；网络中，以婚姻匹配为目标、提供红娘服务的实名制在线婚恋交友平台架起赛博鹊桥，用户规模大增；尔后，以Soul为典型的社交平台基于AI算法技术，通过兴趣图谱匹配与沉浸式场景设计等方式帮助用户建立与维护社交关系……直播、短视频时代的到来，也促成了相亲形式的再次变革——直播相亲应运而生，其指的是在直播间通过连线视频以一对一或者群体的形式进行相亲，通常由直播间主播承担起网络红娘的职责，牵线搭桥、居中调停，避免双方的尴尬[2]。这种方式相比过往更加公开、直接且高效，尽管其连接的实现是以个体被公开展示为交换，这也给了当事人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因为观众群体也是其潜在的连接对象[2]。
总之，从亲朋好友牵线搭桥的传统相亲模式，到红极一时的电视相亲、集体相亲，再到数字时代的“云相亲”新样态，时代变迁与技术变革的浪潮正重新定义“媒”的载体及其“说”的功能，塑造焕发新颜的“说媒”逻辑[3]；婚配关系中“父母之命”的核心作用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逐步让位于“媒”妁之言，让我们看到疏解婚恋困境的新的可能性，也窥见其背后的理念变迁与人性褶皱。
直播相亲的特点或可用“快餐式、群面体、功利化”概括。从求偶者进入直播间申请连麦至完成相亲，耗时大多不过短短二十分钟，在此期间，共同“入会”的求偶者们在属于自己的小方格中快速进行标签化的自我推销：是否有车有房、身高体重、家庭背景、学历等级……俨然一场曝露于大众目光中的群体结构化面试，企盼佳偶的个体则主动化身婚配商品，挤进虚拟货架等着“对上眼缘”。
然而，看似模板化且直接高效的直播相亲并非仅仅是单纯的求偶活动，其勃兴的背后存在多重张力，并成为不同主体用以抵抗或追寻的重要工具。
当代社会的加速逻辑深刻重构了婚恋实践形态。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曾提出社会加速理论，并将社会加速的三重面向总结为科技进步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生活步调的加速。当现代社会无法避免地进入加速社会，所有的主体都受到加速的影响。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即社会交往也浸透着“加速”的精神特质，处处显露出对速度的追求[4]。而直播相亲中的“九宫格速配模式”恰是效率至上的典型例证：参与者平均2分钟完成自我介绍、3轮互动即可确定意向，过往传统婚礼市场中需要花费数月乃至数年的筛选与匹配过程在此刻被高度浓缩。
与此同时，“什么年纪就应该做什么年纪该做的事”的传统观念近乎逼迫式地推动着个体追逐社会时钟的脚步——社会时间催促下的成长压力、功绩主义主导的社会竞争，让人们的生活规划趋于饱和，“时间荒”的感受普遍蔓延[4]。古言道“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对于婚姻之社会意义的高度重视催生了个体来自于自身与外部的“催婚”压力，但基于特定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观念却忽视了个体生命历程的特殊性[5]，故而这样的压力便驱使个体寄希望于更加追求效率乃至极端的婚配方式，这也成为直播相亲出现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此外，优绩主义在婚配领域的渗透不仅体现于标签化、标准化的“条件明示”，还衍生了一系列“相亲分析师”：他们对相亲对象的条件进行解剖分析，解释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嫁”，甚至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经验，总结出一套万能分析模板与公式——首先，避雷的第一要义在于“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没说什么”，没提体重，那就是胖；只说BBA（德系三大豪车统称），不说宝马、奔驰，那大概率是奥迪[6]；其次对于真实身高的测量遵循“过五减四、低五为零”，即当相亲对象声称自己身高170时则按照“过五减四”视其仅有166高……简言之，这种量化逻辑看似保障了筛选与匹配效率，实则暗含价值异化风险：当情感关系被简化为KPI考核式的指标堆砌，个体的情感需求与人格特质反而成为可牺牲的变量，并且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在这套逻辑中更轻易地完成婚配的“优绩闭环”，反之弱者则在竞争中落于长期被排斥的泥沼。
在媒介化相亲景观中，单身者借由直播相亲展现出“积极自救”与“逃避反抗”的双重行为模式，构成了个体应对结构性压力时的矛盾性生存策略。这种近乎“悖论式”的婚配实践既折射出个体在婚恋困境中的主体性觉醒，又显示出商业机制对情感行为的异化作用，形成具有代际特征的抗争性妥协。
一方面，直播相亲的勃兴正是适婚年龄单身人士积极自救的显著体现：在开放的直播间里，婚恋实践被彻底重构为“可围观、可量化、可消费”的公共事件，甚至成为部分受众消遣娱乐的方式、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尽管如此，仍有大量单身者愿意以个人隐私的暴露为代价参与其中，哪怕成为哄客之笑料也在所不惜。此外，尽管部分相亲直播间会标明“E人天堂，I人慎Bwin必赢 必赢国际官网入”，却仍能看见I人积极连麦，哪怕畏缩怯场也愿大胆尝试。
另一方面，直播相亲以其高效性与可见性成为个体婚配努力的凭证：当个体在直播相亲中遭遇匹配失败时，“已参加”的事实陈述便转化为抵御催婚的有利武器——其既可证明自身履行社会期待的诚意，又能为自己的长期单身状态提供正当性辩护；他们通过形式妥协消解实质改变的压力，在催婚轰炸中为自己争取到暂时的“耳根清净”。
在媒介技术重塑人际关系的数字时代，直播相亲犹如一面虚实交织的棱镜，既折射出个体在婚恋场域中的自我镜像，也映照着婚育观念的深层变迁。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曾提出主我与客我理论，认为自我并非先验存在，而是通过社会互动逐步生成的动态结构。直播相亲所建构的开放式赛博约会，使得参与者与旁观者皆可在此看见他人的同时照见自己、反思自己，也完善自己。当参与者对着镜头讲述情感经历时，他们的“主我”在即时互动中展露本真反应——或许是谈及前任时突然颤抖的声线，或许是看到心仪对象时瞳孔的瞬间放大。而悬浮于屏幕上方的弹幕与点赞数据，则化作数字化的“社会评价与社会期待”，持续塑造着“客我”的社会认知。
与此同时，相亲实践的由“实”向“虚”是线下婚恋的拓展延伸，更是现实婚恋的“镜像”体现[7]。直播相亲将现实婚恋的现象、问题与矛盾进行了媒介化转码，将个体生命经验与社会婚育观念的变迁清晰呈现于电子屏幕中。相亲直播间内高频出现的“生育焦虑”“丁克选择”“原生家庭”等议题，实是少子化社会背景下个体化浪潮与传统家庭Bwin必赢 必赢国际官网伦理博弈的数字化展演；而直播相亲的跨时空特性，还使得北上广深青年的“不婚宣言”与三四线城市用户的“相亲刚需”得以共时呈现，折射出城镇化进程中婚育观念的断裂与差异。
直播相亲是技术理性与婚恋焦虑共谋的产物。这场赛博空间的情感实验，既折射出个体在加速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也暗藏人性异化的危机——当婚恋沦为数据堆砌的绩效竞赛，真诚与深度被流量逻辑肢解。但困境中亦有微光：部分群体借直播相亲突破传统规训，探寻主体性空间。技术终是镜像，照见的是时代裂痕中的人性沉浮。
[3] 王安琪,俞佳奇.“王婆说媒”的文化透视：青年新型相亲实践的流变特征、形成机制与引导路向[J].中国青年研究,2024,(11):102-111.
[5] 王阳,马小雷.催婚:现代社会家庭再生产的困境及其代际冲突——基于一位待婚女青年的生命历程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04):26-34.
[7] 张鑫宇,邹文通.由“实”向“虚”:当代青年婚恋空间转向透视[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5,41(01):10-16.